冬日的清晨，蒲江县城笼罩在薄雾中。穿过东门外一片由树荫与市声交织的清寒，一座石拱桥便从氤氲水汽中逐渐显现——如一条巨龙沉默的脊梁，稳稳卧于蒲江河上，这便是驭虹桥。九道拱券划过水面，弧线经年水蚀，泛着暗褐，倒影漾漾，连成一片关于“跨越”的深邃记忆。
我走上桥面，脚下的石板已被岁月的足迹磨出润泽微光，石缝间苍苔暗生。抚上石质栏杆，掌心传来的是自嘉庆六年便凝结于巨石深处的沉稳共振。那一刻，桥下潺潺水声仿佛陡然变调，化为当年铁钎凿石的叮当、抬石号子的喘息、县令与乡绅在料场旁的商议，以及蒲江百姓望着天堑时那声积压数百年的叹息。
晨曦中的蒲江驭虹桥
石上誓言：
一道起于“羡余”的虹
桥的南头，黄郁章所撰《驭虹桥记》碑静静矗立；河的北岸，文庙武庙所在的公园坝历史文化街区墙面上，镌刻着李锡书当年的纪事碑文。两通古碑，一南一北，一始一终，隔水相望，默默共述着同一段往事，恰似这桥永恒的精神脊梁。
展开剩余87%驭虹桥的诞生，犹如一场精妙的历史合奏，为后世留下了一份关于如何成事的古老范本。清嘉庆六年（1801），山西静乐进士李锡书由汶川调任蒲江知县。这位博通经史、为官清正的县令，很快痛感东门之困：“蒲邑东门外，有水曰蒲江……夏秋水涨，不得渡，居民编筏以往来，深以为苦。”这“深以为苦”，绝非虚言。蒲江河上旧有“永镇桥”，却“屡修屡塌”，自明至清，成为蒲江人心头一道难愈的创口。清初学者傅迪吉欲渡河至对岸鹤山书院访书，只得望河兴叹；雍正时县令刘庶埴亦在诗中叹道：“浪里成桥桥倾圯，徒杠未及通往来”。
转机藏在军需款项的“羡余”（余额）中。李锡书毅然拨出八百金为倡，并“召邑中士庶出力以助”。回应如潮：“一日而得五千金，工以是兴。”这一日之速，是数百年来被洪水阻隔的憋屈，是对畅通最朴素的渴望，也是一方百姓面对公共难题时爆发出的惊人合力。李锡书在碑文中将功劳归于“徐明经两昆仲及周赵诸君子”，归于“阖邑之人士”。他深知，这八百金与五千金的呼应，不过是这部宏大史诗的庄严起笔。
一北一南《驭虹桥记》碑相映成章
蒲江河上的接力：
流水官印与铁打乡绅
然而官场调令比建桥更快。清代地方官制的常态——制度虽设“三年一任”的理想周期，现实却多由频繁的升迁、调补、丁忧乃至地方大员的权宜调动所主导。据清代地方档案实证，实授知县平均任期不过二年余，而数量更多的署任、代理知县，任期往往不足一年甚至仅月余。正是在这般“流水官印”的背景下，驭虹桥的工程展开了它艰辛而富有韧性的接力。
嘉庆六年（1801），工程方兴，在蒲江任上不到一年，李锡书便调离蒲江，未及见虹桥卧波。及至桥成，他已在蓬州知州任上，欣然为始倡的工程提笔作记。李锡书离任后，同年，代理知县毛会抡（江苏武进副贡）便接棒前行，工程持续推进。还是在嘉庆六年（1801），山西曲沃拔贡张国翰接任，继续督建，直至嘉庆七年（1802）在任上病故。随即朝廷任命顺天府监生黄登陛补任蒲江知县，却未来到任。同年朝廷另命雷应畅代理蒲江知县，仍未使工程中辍。一任又一任，如执棒奔跑，虽任期短促，却皆“踵踵不辍”。直至嘉庆八年（1803）四月，江西清江进士黄郁章到任，接过最后一棒。他见到的仍是“甃石未竟，累累然如山之负土而未平耳”的未竟之桥。没有犹豫，他“趋邑人士之董是役者力成之”。“趋”字之中，有催促，更有并肩向前的决心。
在流水般更迭的官员身后，一个更稳固的引擎始终运转：以徐昂、徐赓华、徐际时与赵琚、赵琼等为代表的蒲江本土士绅集团，其中徐氏家族尤为关键。他们似工程的“董事会”，是跨越知县任期、确保蓝图不辍的“压舱石”。光绪《蒲江县志》为他们留下了清晰的群像：倡修者徐昂，作为徐赓华、徐际时二人的堂伯，不仅是家族长辈，更是地方领袖。他素有干才，曾佐县令开堰灌田、重建鹤山书院，其威望与能力使得官府的倡议得以在乡土社会扎实落地；其侄子徐际时，与赵琚、赵琼等人，作为募修主力，皆以“孝友乐善”、“学行齐名”著称，深得乡民信赖，专司募资督工之责。李锡书记文中的周姓君子，虽名讳已湮没于时光，其功绩却无疑已汇入这众志之虹。
徐昂的另一位侄子、徐际时的堂兄徐赓华，其作用尤为具体而微。恩进士徐赓华，其墓在今鹤山街道齐心社区徐大林，墓志保存完好，记述详确：“修建驭虹桥，捐赀壹百余两，费逾万金，工历四载（碑文如此，此“四载”之期与李黄二桥记“三载”有异，或包含了主体告竣后的余绪延至次年），始终一人董其成，略无难色，支收一己，掌其入出，人无异言。”这“略无难色”的坦然与“人无异言”的信赖背后，是一位地方精英面对万金巨资与纷繁工程时，所展现出的公正、坚韧与令人折服的公信力。他就像一位沉默而可靠的大掌柜，将官府的蓝图、民间的资财与工匠的血汗，精准无误地浇铸进每一块桥石。黄郁章在碑记中由衷感慨：“夫蒲江一邑，在川南为蕞尔地，其民贫俗俭，无鲜衣媺食之相耀。独于是桥也，欢欣鼓舞，捐赀如恐不及。”这些“蕞尔”之地的“贫俭”之民，将鲜衣美食之资，悉数化为垒砌拱券的巨石。这不是一般的慷慨，是对脚下土地“通行权”的集体投资，是对子孙“不病涉”的深远期盼。
尤为可贵的是，当工程告竣，黄郁章并未以落成者自居而更易桥名。他在碑记中特意写道：“名曰‘驭虹’，仍李君创始之名也。”一个“仍”字，重逾千斤。它固化的不仅是一个名称，更是一种可贵的政绩观：尊重事业的创始，承认前人的奠基，让公益的延续性超越个人的任期与名望。这便使“驭虹”二字，超越了单纯的形容，成为“官序更迭而事功不辍”这一承诺的象征。后世所见，非李桥，非黄桥，而是共同成就的“驭虹桥”。
驭虹桥，就这样在“流水官印”与“铁打乡绅”的接力中，历时三载，在嘉庆八年秋月，终告落成。这段“三易春秋，数经官宰”而蓝图不堕、众志不移的完整历程，以其清晰的肌理，为后世留下了传统社会如何成就公共事业的珍贵范本。
驭虹桥龙头
虹上新尘：层叠的时光
今日的驭虹桥，早已卸下交通干道之责，成为一道宁静的“步虹”。桥体如一部石质史书，不同年代痕迹层层叠压：桥墩水线下，是嘉庆年间深褐如铁的巨岩，犹在与流水角力；桥身中，叠印着民国数次洪水后民间募资修葺的印记；桥面石板与曾经的车道，则留着1954年为通汽车而填筑引道、及后来数次加固的现代工程笔触；至于栏杆上精美的雕花与暗藏的灯带，则是它作为“成都文化地标”得体的新衣。这部“石书”的每一页，都写满了“永利”之志与守护之坚。
自建成之日起，驭虹桥便成为蒲江通往成都的津梁要道，被誉为“川南名桥”。然而，其生命历程并非一帆风顺，而与蒲江水患相始终。
民国时期，仅公开记载的较大劫难便有数次：1943年，洪水冲毁鱼嘴与海底；1947年，洪灾导致桥墩下陷、拱圈破裂。灾后，县参议会议长戴成章即与李象贤、袁志诚等士绅组成桥工委员会，定章立规，募集银元或大米，雇请精专石工，按日计酬，终在当年十月恢复通行；1948年，洪水更直接冲毁一孔桥洞。而每一次劫难来临，总有一批乡贤挺身而出，承当起组织募捐、雇工修缮的重任。最惨烈的是1949年春，在一次修复施工中，桥梁突然坍塌，七名石工瞬间殒命于他们日夜垒砌的巨石之下。 这悲壮的一页，以生命为代价，写入了这座古桥的历史中。而“屡损屡修”的坚韧，与嘉庆年间那场“官民接力”一脉相承，皆是这片土地对“通行”与“连接”最执拗的信仰。
新中国成立后，对古桥的保护步入系统阶段。1954年加固桥面、填筑引道，始通汽车；六七十年代又多次整修基础与桥面。直至1981年下游蒲江大桥建成，它才终于卸下行车重负。1988年，驭虹桥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。最近一次大考在2010年“8·19”洪灾，水位高达504.6米的特大洪峰再度损其两孔。但人们看到的，仍是那副不屈的脊梁。既见筋骨犹在，修复便有了根基。 2011年的修缮，并非重建，而是一次精心的“疗伤”，是今人对古人匠心与历代护桥人赤诚的一次虔诚行礼。
2010年“8·19”洪灾损伤驭虹桥两孔，灾后迅速对其修缮
现在与未来：渡向永恒
今天，站在桥心，俯看蒲江水长流，我忽然领悟：驭虹桥所“驭”，何止水上霓虹？它承载的，是一方百姓挣脱困厄的炽热渴望；是传统社会中官民之间那微妙而坚实的合作张力；是任凭时光流转变迁、都无法冲散的“完成”的意志。
李锡书初倡时，思的是“民无病涉”；黄郁章落成时，愿的是“普其利济”。他们所“驭”，是公益的初心。自此桥飞架至今，已默默服务蒲江二百二十余个春秋。它超越了任何倡议者的任期，超越了任何个人的寿命，成为这片土地上“永镇”的真实图腾。
朝阳穿过薄雾，将桥影长长地投在河面。早起的商贩、推婴儿车的夫妇、慢跑的青年，安然从桥上经过。他们或许不知李锡书、黄郁章或徐赓华之名，但每一份安稳，都踏在当年那“一日五千金”的诺言、那“捐赀壹百余两”的赤诚，与那场跨越数任县令、凝聚一方民心的不懈接力之上。
驭虹桥，于是从一座石桥，升华为一个渡口——它将一代人的艰辛与智慧，渡给了后世；也将一种关于如何成事、如何共济的精神密码，渡向了比石头更为恒久的未来。桥身向上游处，石龙昂首，凝望来水；向下游处，龙尾曳波，沉静送远。这一首一尾，便定格为蒲江河上永恒的守望。正如李锡书所言：“凡事之成，必有际会，呵护有灵，非人力之所能为者。”驭虹桥的诞生，确实是天时、地利、人和的完美结合。而其中最动人的，永远是那些在历史中默默奉献的人们。“功成不必在我，功成必定有我”。他们的名字或许已被岁月风化，但其功绩，却已与桥身合为一体，化作一道贯穿时间之河的精神之虹，永镇于蒲江的土地上，辉映在蒲江的清波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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